赵竹村  编撰

1953年金秋时节，在拉萨西郊诺堆林卡，原本空阔寂寥的荒野草原上，一下子欢声笑语沸腾了起来。“毛主席派来的专家在林卡的荒地上种出了西瓜！”人们奔走相告。这可是破天荒的大喜讯，因为拉萨地区历史上还从来没有种植过“西瓜”。9月28日那天，人们从长长的藤蔓上小心翼翼地采摘下一个大个头的西瓜，足足有31斤重。原来，西藏和平解放伊始，为帮助西藏兄弟民族发展各项建设事业，中央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即组织了西藏工作队进藏帮扶，由北京农业大学李连捷教授率队的农业科学组经1951、1952年两度进藏考察，精心安排多方面专家，从1953年起扎根拉萨河谷，进行大胆的、创新的高原农业试验。其中，进行有关主要作物、蔬菜的栽培方法和引种的试验研究，包括作物24种（含牧草3种），162品种，蔬菜33种159品种，果树、林木20种，等等。在北京农大等单位专家的扶助下，现代农业科技有史以来第一次如此规模地走上青藏高原腹地，给广大农牧民群众带来新中国、新生活的金色希望。

新中国成立后，为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以及逐步地把我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发展成为先进的社会主义的工业国，党和国家对发挥农业科技的积极作用提出了迫切的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明确提出：着眼克服农业落后于工业的矛盾，“对农业进行初步的技术改良，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逐步地以至宽广地实现农业机械化和其他技术改革的事业”，并强调“在财力上和技术上尽可能地扶助少数民族地区的畜牧业的发展”。 当时的国家建设百废待兴，还没有像今天这样的扶贫政策，然而农大师生怀着对新中国建设事业的满腔热忱，以共和国高等农业教育“长子”的责任担当，剑指西藏高原，脚踏边陲乡土，拓荒农牧科技，义无反顾地投入了一场长达69年的科技扶贫攻坚战。自西藏高原农牧业调查起，农大师生们开启了一次又一次科技富民的“远征”。

“先生到我家乡去吧”

    在旧西藏，由于长期受到封建农奴制度的桎梏，农牧业发展始终处于极其落后的状态，在科研方面更是一张白纸，1951年以前根本没有服务于农牧业生产、科研的机构。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在《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中明确“依据西藏的实际情况，逐步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中央及时派出农牧业科技人员赴藏开展科技帮扶，调研解决农牧业生产和群众生活中的技术问题，在一穷二白摊子上因地制宜展开科研工作，终于打开了西藏农牧业通向科技的大门。

著名土壤学家、农业教育家、时任北京农业大学教授、土壤农化教研组主任李连捷，毅然担起了西藏工作队农业科学组组长的重任。当组织上征求他的意见时，他毫不犹豫地说：“只要国家需要，我就去。”组织上还是让李连捷先生考虑几天再决定，他说：“用不着考虑几天，几分钟也不用。”就这样，李连捷先生和农业科学组的各位专家随十八军进藏，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进行了一次科技扶贫的伟大“长征”。 1951年首次赴藏时，农业科学组共九人，到1952年6月再次进藏时，人员增加到了十二三人，包括北京农业大学教授、草地科学家贾慎修，北京农业大学作物栽培学家郑丕尧，北京农业大学土化系专家夏荣基，还有原农大园艺系青年教师、蔬菜育种栽培专家张纪增和农大校友、林木育种学家侯治溥、畜牧工作者李致勤等，以及相关单位多学科专家，可谓新中国农牧业科技援藏的超强阵容。他们带着党中央的殷殷嘱托，千辛万苦深入藏区，无私奉献，作出了开拓性、奠基性的贡献，为西藏农牧业科研树立起座座丰碑。

李连捷先生率领农业科学组进藏期间，遇到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有反动农奴主的捣乱，国民党特务和残匪的破坏，以及高山阻隔、交通不便，由昌都至拉萨要翻越海拔5000米以上的山梁18个，等等。面对艰难险阻，李连捷先生硬是赶着牦牛跋涉，带领同事们走了48天。后来，人们回忆这次西藏农业考察的情景时说，他们每天行军35公里，在一望无垠的雪山中穿行，爬上爬下。其实，垂直距离远远大于35公里，遇到悬崖峭壁只好拉着马尾巴上山。到高山顶峰时，常感觉呼吸困难，含一块水果糖缓一缓，雨天不能埋锅造饭，以饼干代食品充饥，有时半夜帐篷被大雪压塌，有时大雨来时人马浇成落汤鸡，遇到冰雹，人藏在马肚子底下，保护好脑袋，一天当中可能有4个季节。遇到原始森林，则蔽日遮天，林海苍茫。因高原反应，不少同志头脚浮肿，眼皮肿得把眼睛都盖上了。李连捷先生曾说：“这段路程是艰苦，但我却认为是‘金不换’。我是科学工作者，当年不用说坐飞机，就是坐汽车，我们也不会看到西藏自然和社会的真实情况，更无法得到艰苦的锻炼。”

在异常艰苦条件下，他们考察了主要农牧区，采集500多个土壤标本、2000多号植物标本、800多个作物蔬菜地方品种种子与标本、100多个畜产标本，摄制照片约6000张、电影900尺，测绘相关地形图40幅，举行农业生产座谈会，为当地开办畜牧兽医培训班等，阿沛阿旺晋美还亲自出任第一期畜牧兽医培训班的校长，这些成为西藏农牧科技史上的创举。

科技进高原，群众笑开颜。广大农牧民过去生产原始，靠天吃饭，特别是家畜疫病每隔六、七年必流行一次，群众损失巨大，又没有什么好办法，往往谈“疫”色变。北京来的专家们一方面对于西藏高原与农牧业生产有关的自然环境、农林牧资源和农牧业生产情况进行综合考察，一方面利用各种机会帮助诊断解决农牧民遇到的实际问题，包括送医送药，倾囊相助，其中随队医生也沿途诊治病人560人次。淳朴的藏族同胞一次次找来对专家们说：“先生到我家乡去吧！”专家们透过群众渴盼的眼神，也真切感受到藏区是多么需要农牧业科学技术。

于是，北京农大的草地科学家贾慎修先生抵达拉萨完成各项任务后，不辞辛劳，又由拉萨赴后藏，经曲水、李宗、大隆、郎嘎子到江孜、帕里、亚东，沿年楚河到日喀则，沿途协助曲水、江孜、日喀则等地解决农牧生产上的一些问题；继而由日喀则西行，经通梅谿卡、梅康萨谿卡，北行越念青唐拉入藏北羌塘牧区，东行经雅巴格牧区，查藏沼泽区、岳加错至先扎宗、佳林错，经新格尔牧区（即新津），囊如宗南部牧区至囊错（即腾格里海）；经古陵拉雪山口，复越念青唐拉南行，沿古陵河经洋景桑巴（即洋八井）返回拉萨；后又东返，经太昭循尼阳河南行，向东入雪卡牧区，转则拉宗，经德木拉入波密区，经倾多、松宗，渡怒江至八宿，调查八宿牧区，再至恩达；后北行入青海二十五族区，经类物齐囊谦至玉树（结右），调查玉树藏族自治区各族草原及畜牧情形，并南行至邓柯，调查拉多牧区情形；东渡金沙江至林冲，经康候、竹箐而返甘孜，真可谓是凭着一腔热血踏遍牧区，通过万里征程播散科技的火种，令人感动不已。农业科学组专家们的工作在藏区产生的积极反响，汉藏人民的心更加紧紧地贴在了一起。

1952年7月1日，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31周年，中共西藏工委决定，在专家们的帮助下，在拉萨西郊诺堆林卡创建了西藏第一个专业科研机构——七一农业科学技术试验场（简称七一农场）。1953年1月5日，在原七一农场的基础上，正式成立了拉萨七一农业试验场（简称拉萨农试场）。当天，由西藏军区生产管理局组织，正式举办了首届农业技术干部培训班，李连捷教授主持农训班培训，来自西藏各地的63名学员进行为期110多天的系统学习。培训课程有植物学、农业气象、土壤肥料、遗传选育、作物耕作栽培、果树园艺、农产品加工、造林学、森林管理与利用、兽医学常识、畜牧概论、农田水利学、农牧林三位一体的农业生态学等十几门之多，除了课堂学习，每周还有三天实习。在培训班结业时，李连捷教授勉励大家说：“技术送给西藏人民，要求学员们不断学习，力求进步，同时，要求联系农牧民，把技术送给千家万户，让更多的藏族人民掌握农牧生产知识和技能，在发展西藏农牧业生产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实践证明，这批学员作为西藏农牧业科技的“黄埔一期”，有20多人留在拉萨农试场，包括罗良臣、陈大维、陈彬、白英珊、雷兴儒、李维恩等，成长起第一批科技骨干；40余人分赴各地试办农场和指导生产，不断带动壮大西藏农牧业科技人才队伍，发挥了关键头雁作用。曾任墨脱县县委副书记的冀文正同志就是这个培训班的一名学员，为“西藏高原孤岛”墨脱县引进一批水稻、玉米、蔬菜、红薯等良种，改进和推广先进的耕作栽培技术，还举办门巴族和珞巴族农业技术培训班，使当地粮食产量增长了10%以上。

1953至1954年，在李连捷、张纪增、庄巧生等农业科学组专家的悉心指导下，各种作物引进品种和从当地搜集的作物试种试验全面展开，西藏农牧业科技方面的正规试验研究也从此开始，打下根基。拉萨农试场的科学试验揭示了西藏农牧业生产发展的巨大潜力，如试种冬小麦完全成功，有的品种亩产量高达1000多斤，多年生苜蓿蔓子长达2米，甘蓝（莲花白）最大个体达28斤，西红柿单个达1.3斤，大萝卜单个达42斤，等等。李连捷教授说：“我相信这个成果还是初步的、低水平的，经过继续试验、探索、改良耕作栽培方法，获得更高的产量、创造出更多的世界之最，我是坚信不疑的。”在夏秋季节里，远近的老乡们经常到农试场来参观，要种子，问技术，很是热闹。这些科研工作给广大农牧民带来对改善生产生活的希望，激发了群众对新中国、新社会的向往，同时也给西藏农牧业科研事业留下宝贵精神财富。

由此，现代农牧业科技从无到有、从小到达，在藏区不断扎下了根，顽强地成长和发展了起来。后来，拉萨农试场一步步发展为西藏拉萨农业科学研究所、西藏自治区农业科学研究所，1981年组建为西藏农牧科学院，成为高原特色农牧业科技的高地，为科技振兴西藏贡献力量。

20世纪50年代，农大师生在高原特色农牧业科技领域的研究工作不断深入展开。1954年10月左右，李连捷教授再赴西藏的后藏江孜、康马、亚东等主要农区，对农区和草地土壤进行实地研究。1956年后，农大植保系林传光教授在西藏日喀则冷凉条件下，深入进行马铃薯的种薯种性研究，增强抗病性和提高产量，取得重大科研成果。1958年，贾慎修先生用第一手调查测定资料完成论文“西藏农牧业生产概况调查”，为西藏农牧业事业的改进提供就坚实的科研支撑。1958至1959年，在青海等牧区进行藏系绵羊寄生线虫的驱虫试验，调研和防治“马热病”。1959年3、4月间，农大兽医系师生赴青海河卡草原，开展牦牛、藏系羊的生理研究，上半年还进行牦牛杂交改良和饲放管理、牦牛传染性结膜炎的研究等。可以说，农大师生在实践中形成了科技扶贫上“山”的传统和重视藏区科技扶贫的情怀及特色。

为了让农牧民群众“吃饱吃好”

长期以来，让老百姓吃饱饭、吃好饭，是农业科技扶贫的重大战略目标。在解放前，西藏小麦种植面积很小，产量也很低，鸡蛋面条是只有活佛才吃得上的“贵族食品”，老百姓一年都未必能吃得上一次。新中国成立后，随着高原特色农牧业科技从无到有的发展，积极探索研究高原小麦种植技术，日益成为科技扶贫攻关的现实课题。其实，1958年6月，李连捷教授主持完成的《西藏农业考察报告》，就以科学数据提出了“在低湿而肥沃的土地上，本地小麦品种极易感染锈病，试验场应注意引种抗锈病品种，并进行选种” 的建议。1959年后，西藏农科所进一步开展了小麦品种引进和选育工作，经历了20多年漫长的科技攻关。

20世纪60年代初，西藏顺利完成伟大的民主改革，昔日百万农奴翻身成为主人。农大师生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发挥科技优势支援西藏农牧业建设。1965年春，北京农业大学农学系小麦组唐伯让老师、植保系王富顺老师，选调支援西藏，到自治区农科所工作，架起了北京农大与西藏农科所的科技桥梁。他们坚信“农大人永远向前”，既在研究所里搞科研，积极发表科技成果，又经常“扎点”做技术推广，手把手教会了藏族群众条播、蓄肥、选育优良青稞小麦、除草防虫害等科学种田技术，甚至做“识字先生”，运用自己的科技知识，为西藏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小麦走上藏族群众的餐桌付出辛勤努力，无怨无悔，无私奉献，一干就是近20年时间，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才回京。唐伯让老师等完成的“藏春17号春小麦品种”、王富顺老师等完成的“豌豆害虫的研究”“青稞抗条锈病材料的鉴定”“西藏农作物地下虫害的研究”等成果多次荣获西藏自治区科技进步奖。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上，农科所集体完成的科研成果“西藏高原推广种植冬小麦促进了耕作制度的重大改革和生产发展”，使西藏首次获得“科学大会奖”，极大地激励了全区科研工作。后来，西藏农科所又选送部分少数民族技术干部到北京农业大学进行三年专业学习。1983年5月，唐伯让和西藏农科所同事刘东海参加撰写并出版了《中国小麦品种及其系谱》，该成果获1987年农牧渔业部科技进步一等奖。1985年，唐伯让撰写的《谈谈我区春麦育种工作中的几个问题》、王富顺等撰写的《青稞条锈病和抗锈鉴定小结》《我区五种金龟子发生规律的研究》入选自治区农牧科研成果论文选。直到1989年，王富顺老师还在《西藏农业科技》杂志上发表《谈谈我区农作物病虫害的动态》《西藏农作物病虫害》等论文，为西藏高原特色农牧业发展提供点点滴滴的智慧。

当年，北京农业大学、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中国农业大学前身）培养了优秀毕业生投身高原种业、水利等科技事业。孙英杰就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孙英杰在校学习期间曾任校学生会副主席，系分会主席，学习成绩全优，1966年于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农田水利专业毕业后，作为学生党员带头报名去西藏工作。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水电是农牧区发展的希望，民主改革后的西藏发展急需相关专业科技人才。1967年初，他分配在拉萨市水电局，很快于1969年深入到尼木县水电建设第一线，和民工同住在工地的帐篷，设计、指挥、施工、巡堤、破冰样样都干，硬是建成了尼木县第一个水电站，使全县告别了油灯，结束了没有电的历史。在第一个水电站正常运转后，孙英杰又投入到尼木县东风水渠等工程。到1978年3月他在尼木县主持修建了大型水利工程12项，耕地保灌面积达到98%，使尼木县成为西藏自治区最早实现水利化的县，一举摘掉了原来水浇地很少、粮食产量低、靠吃返销粮的帽子。他在尼木县一干就是18年，1990年任西藏自治区“江河办” 副主任，业绩非常突出，曾被评为全国水利战线先进工作者、西藏自治区先进科技工作者、国家优秀公务员等。由于长期积劳成疾，孙英杰同志于1996年10月不幸病逝。1999年，当西藏自治区“尼木县春青稞万亩千斤高产栽培技术研究与示范”项目取得重大成果时，人们难忘孙英杰当年为尼木县水利所作贡献。

1995年中国农业大学合并组建后，接续不断选派从事畜牧、兽医、农学、园艺、资源环境和草学等方面研究的专业人才，深入西藏及其他藏区进行挂职帮扶与科技推广服务，以李连捷先生、贾慎修先生等老一辈农大人为榜样，坚持不懈地传承和弘扬老西藏精神，不断形成多学科、多专业科技帮扶西藏农牧业发展的新局面。中国农大的科技创新越来越能够为西藏农牧业现代化提供支持，西藏农牧业科技问题、农牧民群众的食品营养与健康问题也越来越成为农大师生们聚力科研攻关的一个重要领域。比如：

中国农大动物科技学院吴常信院士，将“畜禽高原低氧适应的分子机理”列为研究方向之一，2002年8月赴藏考察后，为高原农牧业量身定制地提出了“矮小鸡引种与高产节粮型藏鸡培育”项目，还主编出版了《藏鸡高原低氧适应生理与遗传基础》；在吴常信院士影响和带动下，年轻专家张浩教授先后主持完成国家标准“藏猪”制定、“藏猪特色性状基因筛选、克隆与功能分析”、“藏鸡高海拔低氧适应相关基因表达与网络分析”、“迪庆藏猪高原低氧适应关键基因的筛选、克隆及表达调控研究”、“藏鸡低氧适应HIF-1关键靶基因的鉴定及其表观遗传调控机制研究”、“藏鸡高原极端环境下的基因组变异及其低氧适应的分子机制”等一系列重大课题，在高原动物特色性状功能基因组学的研究方向上耕耘出一片新天地；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任发政院士，从2001年8月起，带领团队成员不间断前往甘肃甘南、西藏拉萨、四川阿坝与云南中甸等藏区考察，十几年来深入高海拔牧区，开展牦牛泌乳基础研究，建立了我国牦牛乳数据库，制订了牦牛乳产业相关管理规范，实现了高原牧区牦牛乳规模化加工利用，开发了高品质牦牛乳曲拉酪蛋白产品，把牧民生产的生鲜乳最大程度地变成商品，牦牛乳高值化与奶酪国产化相关研究分别获得2010年和2013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资源与环境学院邵小明教授，接连开展“青藏高原优质牧草产业化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示范”、“ 西藏中低产田人工牧草种植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 西藏紫花苜蓿根瘤菌空间分布规律及其活性研究”、“青稞农田杂草事务多样性与管控关键技术研究”、“ 西藏河谷农区草产业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等系列涉藏重大科研项目工作，参编国家版权局“西藏紫花苜蓿栽培管理专家系统V1.0”，等等。

从1995年起，中国农业大学坚持援派科技干部支持西藏农牧学院畜牧兽医、资源与环境等学科专业建设，接收西藏农牧学院师生来北京进修学习。特别是，中国农大与西藏农牧学院签订《青年教师科研合作培育专项协议》，设立专项科研基金支持两校青年教师科研项目合作，把科研、教学等和西藏紧密结合起来，广泛开展学术交流和科研等方面的进一步合作，不断营造心系农牧民营养健康和积极开展科技援藏的良好氛围。2005年以来，按照国家科技部《关于进一步加强科技援藏工作的若干意见》，坚持和发扬农牧业科技援藏的好传统、好作风，推广适合西藏的农作物种植、特色畜禽养殖技术，发展西藏特色农牧产品精深加工关键技术，提高农牧业生产水平，增加产品附加值，为锻造高原特色农牧业的科技利剑和脱贫攻坚作出中国农大应有的贡献。

谁说高原万里遥，牦牛青稞入梦来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摆脱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党和国家始终把西藏、四省藏区作为扶贫攻坚的一大主战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高原上工作，最稀缺的是氧气，最宝贵的是精神。长期以来，一代又一代共产党员舍弃常人所拥有的、放弃常人所享受的，扎根雪域高原，矢志艰苦奋斗。广大党员、干部要发扬优良传统，不断为“老西藏精神”注入新的时代内涵。今天的农大师生，就是要做“老西藏精神”的传人，他们召开纪念李连捷先生座谈会，设立“贾慎修奖学金”等，将牦牛梦、青稞梦融入农大梦，与“中国梦”紧密地联系起来，激励广大师生再谱高原科技新篇。

农牧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师生们面向青藏高原科技攻关和社会服务的奋斗目标。2011年，农大工学院草业机械实验室的师生们深入高原牧区进行社会创新实践时，了解到牛粪在当地有煨桑、烧火、装饰、烤饼子等作用，是生活生产的宝，然而捡牛粪是一项繁重的体力劳动，降低了牧民的生活生产效率和质量。于是，他们从当地牧民的生活实际需要出发，将高原捡拾车作为研究牧区机械化课题的组成部分，开始了研发工作。随后七年里，团队师生数次到高原实地调研、开展试验，进行“科技长跑”：2012年，在四川阿坝州地区开展实地调研，对藏区农牧民的家庭情况和生活规律进行了解，深入调查了藏族群众对研制牦牛废弃物捡拾机械的看法；2013年，研制出第一版牦牛粪便捡拾车；2014年，赴甘肃夏河地区进行牦牛粪便的实地捡拾试验；2015年8月、10月，他们分别在甘肃、四川等地进行了捡拾车试验；2016年，在西藏举办“科技精准扶贫 造福西藏牧民”为主题的高原捡拾车现场观摩会暨捐赠仪式，等等。从高原捡拾车的脑海轮廓到如今在青藏高原地区的实际应用，几年间，从四川到甘肃、从青海到西藏，团队成员坚持用足迹在这些有捡拾需求的地方书写科技扶贫的华章。

拉萨市尼木县是脱贫攻坚重点帮扶县。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国家蛋鸡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杨宁，看准了高原藏鸡这个世界独特的高原品种资源，立志以科技之力让原始“土鸡”変成富民的金字招牌。杨宁教授培养的一位叫袁经纬的博士生，在校期间就参与了藏鸡的开发研究工作，2017年博士毕业后就毅然去了西藏，担任藏鸡研究院院长，从事地方品种保种和育种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在鼓励自己的学生不断冲到扶贫一线的同时，2016年以来，杨宁自己也带领体系专家、站长深入贫困山区和养殖一线，完成了西藏拉萨白鸡等地方鸡种的挖掘保护。在杨宁等专家建议和指导下，尼木县制定了《尼木藏鸡产业扶贫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1年）》，采取“企业+养殖小区+贫困户”的产业扶贫模式，以西藏德青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为龙头，以养殖小区为载体，按照政府、财政、金融、企业、贫困户“五位一体”扶贫联动的原则，不断推动实施精准扶贫。

在前辈科学家和老师们的影响和带动下，农大一批批青年学子参加“峰云社”，坚持不懈地组织开展了西藏人文科考活动。中国农业大学峰云社黄春贵、苏子霞、周鹏三名社员曾入选2008年珠峰奥运火炬手培训名单。最终，黄春贵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并作为第四棒火炬手，完成奥运火炬在珠峰的传递。农大峰云社人文科考队，已经连续十多年进藏调研考察，走过西藏日喀则、山南、林芝、那曲、墨脱等地区以及拉萨市的9个县乡。每次调研回来以后，科考队的成员们会撰写相关的调研报告，在专业指导老师的指导下完成了累计数十万字的调研报告。峰云社2010年关于西藏墨脱派镇藏香猪养殖的调研报告，后来被当地政府作为参考，使藏香猪的养殖由以前的农户散养变成由公司集中养殖，提高了农业的现代化水平。2013年，调研完成了《墨脱门巴族风俗与变迁》、《墨脱公路开通状况的研究》、《西藏林芝地区墨脱县用电现状及发展前景调研》等12个项目。科考队先后获“调研中国——大学生社会调查奖学金”最佳精神奖、“全国大中专学生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优秀团队”， 曾被CCTV走基层栏目组、北京卫视、搜狐户外、中国青年报、中国西藏网等多家媒体报道。

2017年6月，中国农业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西藏扎囊教授工作站正式落户西藏，这农大多年来科技援藏实践的一个提升，也是全国高校在西藏建设的第一个教授工作站。扎囊县是重点生态扶贫区域之一，扎囊县教授工作站依托中国农业大学工学院生物质资源与利用实验室、西藏山南市扎囊县人民政府和厦门市江平生物基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三方共建，旨在聚焦关键环节、深度贫困，对扎囊县的现代农牧业、循环农业、生态农业建设提供技术服务，以科技利剑斩断贫困代际传递，助推扎囊县与全国同步建成小康社会。在教授工作站的帮扶下，扎囊县开始大力推广应用组织培养、智能温室等先进技术，着力建设一批现代化、规范化、智能化的高标准设施大棚，努力把农业园区打造成县域经济发展新的增长极。其中，草莓种植已经发展起来了，教授工作站的专家从大棚温度、湿度控制到土壤改良、病虫害防治等各个方面，为当地草莓种植技术人员讲解示范，耐心解答各种疑难问题。有的农牧民高兴地说：“等明年草莓种植技术学成熟了，我准备贷款建个大棚自己种草莓。”

“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这是毛主席《十六字令》中的词句，字里行间洋溢着革命人的乐观豪迈和英勇顽强精神。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农大人的科技扶贫征程，就是从远征西藏高原的翻山越岭开始的，时间虽然过去了69年，然而师生们奋斗的脚步未曾停歇，恰如毛主席所说的“快马加鞭未下鞍”，如今回首望去，已经数不尽上过多少座山、走过多少里路……紧紧围绕高原特色农牧业发展，一辈辈农大人携手兄弟单位同行与西藏、四省藏区的农牧民群众，共同铸就起现代农牧科技的高原。新时代，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对科技扶贫提出更高要求，农牧业科技创新还需再攀高峰，书写顶天立地新篇章。